文：戴乐 (Christopher Taylor)
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两幅画：在我卧室的墙上有两幅招贴画，描绘的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个小孩儿和一群红卫兵正挥舞着“红宝书”. 在中学时代，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是一个毛主席的崇拜者,他曾向我们介绍过”红宝书”.1988年，当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现在看来，如果我那时的照片是刻意在寻找异国情调的话, 那么我的首次中国行则是自我发现之旅的前奏.这可能是对Simon Leys的言论最深刻的个人注解, 他说，“中国是一个异类,缺少了她,欧洲就不可能对本土文化形态有全面的认识”
当我1994-1995年冬天再次来到中国的黄河流域时，我明白了深深吸引我的是事物永恒的更迭。千百年来，风沙夹杂着尘土铺盖在这片土地，土地又被河水淹没。淤泥的过多淤积，使黄河的河床升高，洪水周期性地冲刷着这片土地。2000年后，我沿着黄河流域主要去了一些西部地区，现展出的照片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我的作品试图浓缩并呈现出一种分明的对比: 空虚或充实,天空或大地，微小或巨大。然而“碑”并不是故弄玄虚，它是一次只能在中国完成的大规模探险的收获, 也是对Victor Segalen作品敬意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