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接不接受，杭鸣峙的作品都直接公示了新景观运动所造成的视觉冲突，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生存必须，也不能阻挡我们在观看作品时，所感受到的种种不适，以及对于风景的焦虑。

风景在21世纪所拥有的艺术身份，已然具有了多重指向性，一方面，它依赖于自然与各种景观，向观赏者提供一种自主的观看方式和和谐关系，比如我们看到的美好山河，这些令我们愉悦的被看物，使我们在审美上获得意趣。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等一系列后工业社会的表现，使得风景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有的风景消失，代之以因为消费所需而上场的各种人为现场，此时，这些被消灭的风景会借助于另外的风景躯体向后来的人造现场做出抵抗。投射到摄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冷峻的景观摄影在此之上的努力，在当下中国，这已经全面开花。而将传统山水的构成用于对当下各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则优秀者并不多见。

尽管我们之前，也在杨泳梁的作品里看到了由现代都市凌乱拥挤的城市建造构成的风景长卷，水墨般扶摇直上。经过精心布置经营的画面，远观，则是意向模糊的山水粗笔，走近，会发现那些隐藏其中的事物，令人触目惊心，心生观看的焦虑。另外，在姚璐的作品《新景观》中，那些施工现场的水泥垃圾在艺术家的处理时，被进行再造，产生新的山水景观，画面中，随处可见散落的私章印戳，显然，姚璐把表达语境完全放置于传统山水画的语境之中。以上两人都是将摄影作为媒介引入当代艺术的表现范畴。

而杭州摄影师杭鸣峙则是为数不多地将这种山水引入摄影本体之中的践行者之一。在他早期作品《移山》中，就对采石场的开采现场进行呈现，对错落有致的图片进行拼接，显示了其成熟的摄影语言和作品掌控力，加上又以“移山”命名，借用“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来对现代手段所导致的山体消失过程以影像的方式予以嘲讽和惊叹。

进入21世纪，新的景观运动此起彼伏，对原有山水结构的肆意改变和破坏，直接导致新景观产生：高度密集的巨型建筑的迅速崛起和不计后果的生态群毁坏现场层出不穷。由此产生的新的风景叙事，成了摄影应对这种景观运动的有生力量。而早前，摄影长时间沉迷于对自然风景的描摹，以及对风景所象征的政治话语和权力的粉饰之中。

在杭鸣峙的新作《公望》中，能看到之前《移山》所挟裹的锋芒有所收敛。这是一组开始于2010年的作品，目前还处于拍摄阶段。摄影师选择适合的天气（基本以阴雨天为主）进行阶段性拍摄，并用数码相机移轴镜头摇摆产生微距效果，再进行拼接。

同时，摄影师选择了一条特殊的线路，即沿着杭州地区-富阳-桐庐-建德-淳安沿江一线进行拍摄，这是一条人文主义的河流线路，从晚年住在杭州的元代画家黄公望，到文学成就卓著的谢家三代五进士，从擅长人物和花鸟画的叶浅予到戏曲家李渔，再到后来出自富阳的作家郁达夫……无不与这条线路息息相关。江南灵秀之气孕育的文化和艺术风景，在这条线路上尤为可观，黄公望在其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中，就以桐庐境内的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画面气度不凡，透着江南历有的缱绻之情，山水层次有别，自成一体。彼时的风景尚可造就如此人文风骨。而后来者郁达夫也倾心于风景的发现，他的意义“在于他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发现’的现场。一方面在郁达夫五四初期的《沉沦》等小说中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另一方面，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也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尤其是浙江山水当年得以向全体国民展示，就有郁达夫不可埋没的贡献。30年代的郁达夫自称足迹遍布两浙山水的十分之六七，并出版一册《屐痕处处》的游记总集。”（吴晓东《拟像的风景》）

了解了这样的山水背景，再用这条线路来考察杭鸣峙的作品《公望》，就会觉得他作品拍摄路线的重要性。观看这些作品时，观众会发现，幸运的是，彼时的山水灵气还在，不舒服的是有其他东西混入其中，这些东西便是林立的高楼、别墅群、挖掘现场、大型运沙船、巨型吊臂……这些潜伏或者堂而皇之浸入其中的不速之客依然势不可挡。
杭鸣峙在处理这样的场景时，采用移轴镜头是一种必要。因为经由移轴摇摆产生的模型效果对于此刻的风景叙事来说，可以规避刺目的人造风景对观众观看的带来的不适，让观众在便于接受的审美习趣中，先获得进入的可能性。而另一种必要在于，模型化处理可以让观众在一种游戏化的语境中避开麻木的人造风景熟悉场景，进入杭鸣峙的风景叙事圈套。

由此所呈现的风景现场，巧妙地展示了两套风景系统，一个是古来就有的自然风景——山水，另一个则是后来强行进入到自然风景现场的人造景观，两个这个风景本身立即产生了对抗，盛放在秀美山水中间的人造建筑和附着的垃圾引发了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刺眼的景观，干扰了我们惯常的观看体验，以致使我们极度扫兴：雾霭弥漫、郁郁葱葱的山峦之间，突然嵌入高亮的别墅群；以树木为主的风景主体此刻稀稀落落散落在楼群中间，成为点缀；在一个画面的横断面上，两拨山峦被一排参差不齐的楼群隔开，立即失去绵延的态势……这种画面呈现的策略，不得不令我们回到一些现实命题中来，比如我们不得不对“宜居”主张所导致的结果进行冷观，这令人绝望的房地产已如困兽。

摄影师之所以取名《公望》，暗含了一种无奈，他或许期许从黄公望那里寻求援助性力量，同时唤醒大众的观看，以此来实现风景的突围。

美国艺术批评家W.J.T.米歇尔在《帝国风景》一文开始就引述了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风景进入艺术》中的话，“我们被非人造而具有与我们自身不同生命和结构的东西包围着：树、花、草、河、山、云。它们在几世纪以来激发着我们的好奇和敬畏，一直是愉悦的对象。我们在想象中重塑它们来反射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开始将它们视为对所谓‘自然（nature）’这一观念的贡献……自中世纪以来的自然概念的兴起和发展像是一种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人类精神尝试再次创造一种环境和谐。”

显然，这成了梦想，风景面临的命运变得莫测。

风景的命运，即人的命运。


2012年4月20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