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进从小就希望成为画家，但是在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却考取了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专业。那时，他家定居在洛阳。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要考取高等院校极其困难，个人不允许自由选择专业。他在学院努力学习英语，学院的纪律铁一般严明，不仅学习理论知识，还进行军事训练。毕业后，他对艺术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他不愿意做翻译工作，并设法到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
1988年他前往广州美术学院开始攻读美术史硕士。1989年春天，我们在广州美术学院认识。从那时起，我对他生活的历程了解得比较清楚，因为他的生活或多或少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跟随导师迟轲教授学习艺术史，当我中文遇到困难的时候，罗永进总是在一旁为我详细而完整地用英文翻译。陈少丰教授是研究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的大家。我们在他家的一张矮桌子上课，练习书法。陈教授的课能够唤起我们对艺术的激情，对此罗永进和我都深有感触。他的课融入了他的学识、谦逊、智慧和淡淡的幽默，上他的课我们有被奉为上宾的感觉。
罗永进那时常把一部老尼康相机对准我拍照，因为我是外国人，在当时是比较奇特的主题，有异国情调。他是张海儿的好朋友。张海儿如今是穿梭于巴黎和广州之间的重要摄影家，他也曾是广州美院的学生。我认为罗永进是借用了张海儿无处不在的对移动物体的感觉和对某种荒诞感的追求。他们和徐坦一起，在纸板上绘制出摆拍照片的布景，徐坦是著名的影像和装置艺术家，那时在油画系学习。摆拍的主角不是通常审美标准的美女，她们带有冷酷和令人怜悯的神情。
罗永进从来就不喜欢摆拍，他更喜欢像纪实摄影那样，在拍摄对象还没有觉察的时候迅速抓拍。与其说摄影大师韦斯顿还不如说是布列松对他的影响更大。
罗永进住在美院校园的研究生集体宿舍里。他的房间有三位男生，他们用双层床、窗帘和一摞摞的东西分隔成三个比较独立的私人空间。我认为他们都已婚。罗当时结婚已有几个月了。我得知他结婚很吃惊——也许因为结婚是我人生中最不愿做的一件事。而他结婚的理由简直不可理喻。“你怎么就结婚了？”我问他。“因为结了婚我回洛阳探亲的时候坐火车可以优惠啊。”他坦率地回答。那一刻，我感觉到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最不懂浪漫的。但是这句话后面并不是狭隘的思想，而是他不爱炫耀的个性。他从来不哗众取宠也不明确表达自己，而是让别人从点点滴滴中去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提那时他和小军恋爱已经好几年了。
罗永进的床边有大约两平方米的空间放私人物品，也是他学习和偶尔吃饭的地方。他最喜欢吃绿豆粥，往里面加很多白糖。他的食量惊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还嗜吃肥肉和甜食。由于他经常踢足球，所以吃什么都不长胖。美院的校园内有足球场和篮球场，而每一层楼的洗澡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广州是热带城市，冬天短暂却异常寒冷，潮气刺骨，而室内只供应冷水。不能适应者只好到水房打开水。罗永进在部队已经习惯了严明的纪律，对比之下艺术院校里相对无政府的新环境使得他很放松，但是他却仍然保持着一种军人的气质，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解放军”。
迟轲教授那时是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1990年我要拍摄中国大城市当代艺术的状况。我请迟轲教授批准罗永进与我同行，他毫无犹豫就答应了。罗永进除了对照相机熟悉之外，还懂得使用摄像机。我们踏上了逐个访问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家的征途。我边看作品，边向艺术家提问。由于普通话马马虎虎，有时听不懂艺术家的回答，而负责摄像和照片拍摄的罗永进不时插话为我解答疑问。我们大约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连续工作了一个月，然后回到广州进行剪辑。那是一个非常时期，还没有人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感兴趣。
那次旅行，罗永进拍摄了很多艺术家的肖像照片，从此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创作。1996年这批作品首次以个展形式在戴汉志策划的展览“名人名事”中展出，部分作品于2000年在专著《生活片语》里出版。作品都是在人物最自然的状态下被拍摄的，主体对镜头完全没有意识，他们的神情和举止颇能反映他们坦诚的个性。
1991年罗永进结束课程后，和别人合作翻译了艺术词典。再后来，他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广州，回到洛阳外语学院。在学院，他本可以在悠哉悠哉中度过一生：早上在办公室负责拍摄录像；中午回家和父母吃饭，或者和同事进行足球比赛；下午的时间则基本由自己掌握，有时他去妻子小军新开的餐馆帮忙。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而是被河南农村缤纷多彩的赶集市场所吸引，以他善于观察的眼，快速、干净利落地抓拍。在农村的民间节日和集日里常常可以看到社火表演。罗永进拍摄的最能打动人的一些照片就是以这些街头艺人为题材的。他们浓妆艳抹的脸和周围的老百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身穿戏服出现，在日常普通的背景之中无疑是把现实和虚构，乏味和想像结合在一起。
洛阳是沿着一条东西轴线主干道慢慢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百万居民有一半居住在农村。洛阳建都于公元前1200年，历史上被称为“九朝古都”，直到公元10世纪晋朝才迁都到附近的开封。干旱的气候为保存埋葬在此的历代帝王和宫廷贵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国人们常说“生在苏杭，死在北邙”。
皇帝陵墓里保存了汉代（西汉，公元前140年至公元23年）异常精彩的图案，如绘有狩猎或是宫廷题材的画像砖，线条简练却充满力度的墓穴壁画。有一天，罗永进用摩托车把我载到乡下某处，跟我说汉代的首都正是此地。开始我不以为然，因为就连一座石头的坟墓也没有留下来以供后人瞻仰。可是我们行走间无意中却发现了一块印有纹样的砖块，那毫无疑问是汉代的遗存。此时，遥远的过去似乎马上变得“鲜活”起来。洛阳是中国佛教的重要传播中心：洛阳附近的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传播发源在印度的佛教的地方；市郊的伊河岸边的龙门石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绘画和雕塑，并在从大约公元500年（北魏）直到唐代的历代王朝中不断得以丰富。
洛阳的摄影师有悠久的传统。起初是挨村上门拍人像的艺人，后来他们在洛阳开设了照相馆。以拍摄集体照出名的庄辉，也是罗永进的朋友，在洛阳长大，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位摄影师。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以前长期被富贵人家垄断的人像拍摄已经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普遍的是和大型活动有关的合影留念。以照相馆为题材的照片也常常出现在罗永进的作品中，他曾多次参观过照相馆。这些镜头不仅捕捉到在照相馆里摆好姿势准备拍照的顾客，还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它们是在幕后操纵的不怀好意的目光。被拍的集体或者个人，昂首挺胸地坐在品位庸俗的假布景前，往往不能够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正式拍照的摄影师身上，而是斜着眼睛朝罗永进这边看，因此出现了略带不安感觉的“侧面”照。他们正襟危坐的不自然的表情掩饰了离奇怪诞。简单的日常生活和新兴的富裕阶层的对比在结婚照中得到最大的反映，这体现在罗永进毫不留情的“横向”镜头中。运用广角使得被拍摄主体和人物变形从而加强一种非现实的效果。
1992年罗永进和我要去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拍摄另外一部关于当代艺术家的片子。罗要向解放军外语学院请一个月的假，领导让他不要“在外国人面前说中国的坏话”。“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外国人比我更加相信共产党”，他这样回答。从北到南的行程，最后在广州结束，当时正值第一届双年展（也是最后一届）。这次双年展催生了许多艺术家。我们的工作不能缺了迟轲教授，我们整天待在他家里，完整观看所拍的片子，把每一个镜头都记录下来，讨论应该怎样进行剪辑。一旦决定了主要风格，剪辑的事情就由罗处理。之后我们结伴来到洛阳，我得到了解放军外语学院特批，在工作所需的期间内住在学院里（一般不接待外国人）。时值11月，天气异常寒冷，因为还没有到输送暖气的时候（国家的规定），我记得当时我们坐在机器面前，穿着臃肿的军大衣，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做体操取暖。罗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晚上也不例外。晚上我们去离校门不远的小军餐馆吃四川火锅取暖（一个沸腾的麻辣汤大锅，每人往里面放肉和青菜，熟了再把冒着烟的肉和青菜捞起来蘸了调料吃）。罗永进滴酒不沾，我好几次被他的朋友拉去玩每个国家都有的猜拳游戏，被当地的烈酒灌醉。
那时中国的当代艺术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深信随着我们接触的有趣人物的增多，也为罗永进的摄影道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这一点后来越来越明显。然而，罗永进没有机会离开懒怠的学校，而他的工作仅仅限于拍摄校内的活动，如没完没了的领导会议。1993年和1994年，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们仍设法见面和重新合作。罗永进酷爱旅行，对所有东西都好奇并且精力过人，他从不知疲倦，天气对他没有影响。因此，如果能跟得上他，他是理想的旅伴。不过所有的中国人都善解人意，懂得配合别人的节奏。
罗永进在洛阳生活期间，胃部出现一个小溃疡，估计是身心出了问题造成的。胃溃疡在中国的男性当中相当普遍，从此他被迫控制食量。他反复几次向解放军外语学院提出辞职都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才获批准。带着些许忧虑，完全没有惋惜，罗永进放弃了固定安稳的工作、房子和受人尊敬的职位。用外语学院的退伍津贴，他买了一台哈苏相机（Hasselblad）和配套器材，开始拍摄中国城市中涌现的新建筑。最初的作品拍的是洛阳富裕起来的农民的私人住宅：它们没有任何建筑规范，跟周围环境极不协调，是中国内地一种新趋势的见证。接下来他拍摄了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体积巨大的公寓楼。它们的规模让罗永进感到仅仅一张照片无法说明问题，只有多个镜头加起来才可能如实反映住宅的规模和这些新区带来的视觉震撼。建筑系列慢慢变成了罗永进的专项，同时他继续乐此不疲地用旧尼康相机拍摄人物照片。
罗永进从解放军外语学院辞职后，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担任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的摄像师，和中央电视台的松散合作使他能够自由地投入到摄影中。工作开始变得灵活机动，罗经常去旅行并参观了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1997年戴汉志在北京策划了另外一个重要展览，由西门子主办，题为“面对面”的罗永进和德国艺术家托马斯.斯特鲁特的联展。后来据悉，他们俩还有来往，互相拍照。
次年，罗永进决定寻找一处地方，放置摄影器材和建一间暗房，要做“自己时间的主人”。直到那个时候，罗永进基本上还是使用洛阳外语学院的地方，直到今天他的父母仍居住在洛阳。罗永进东拼西凑在北京西南的大兴买了个套间，地点比较偏僻，但经济实惠（坐公共汽车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北京的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王府井）。工作的奔波和经常连续几天把自己关在暗房，黑夜和白天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他和小军一起用老家具布置了他们的新房子。罗永进的爱好之一便是在自己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从市场淘回些古旧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白天，罗永进忙于冲晒照片，工作几近疯狂，他不做饭，而是下楼买几个带馅的包子或者牛奶，吃完继续冲锋陷阵般地工作。他从来也不埋怨：他最难容忍的是懒惰加上无聊。同年11月我和比翼艺术的达维德.夸德里奥合作，在上海的东廊画廊策划了罗永进的展览，首次展出以多镜头拍摄拼贴组合的建筑物照片（Fixed transience静止的进程）。我们为寻找合适（和便宜）的材料煞费苦心，因为照片不能装框。那次，罗永进和我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想像中作品的大小：作品长达数米。之前我们只能看到作品的小样。
罗永进此时已答应中国美术学院在上海新成立的艺术和设计分院任教，该校前身是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经过两年的准备，2000年他担任了该学院的摄影教师。罗永进负责筹建摄影工作室，订购器材，购置图书。每年要带学生下乡写生，接触“真实的生活”。他和学生之间的有比较明显的代沟：学生是中国新的“嫩芽”，是没有在之前30年的困苦中生活过的独生子女，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中，生活在向实现现代化“进步”的过程中崇尚名牌的时代。如他们的前辈所说，他们是不懂得“吃苦”，这是中国人对那些从来没有遭遇和克服真正困难的人的定义。他们的兴趣，从十年前的理想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关注的是更加具体的问题：工作、收入、消费。然而，罗永进认为跟这些年轻人直接的接触经常会改变那些对于他们的太过于悲观和笼统的看法。
1999年罗永进第一次出国，前往意大利。八月末的一个星期天他游历了博洛尼亚市，偌大的古城却只有寥寥无几的行人，恍如置身荒漠之中，这一切都打动了他。接着，他去了特伦蒂诺爬山；前往威尼斯拍摄哈洛德.赛曼策划的双年展，那一届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为历届最多；绕着布拉恰诺湖骑自行车；到罗马涅区摘葡萄；赶在夏季结束前到西西里岛游泳，无论在哪里，他都寻找摄影师同行进行交流。此时，他把以前从美术史中获得的理论知识与自然风光和当代生活结合起来。
几个月后又有了新的实践。2002年2月我在米兰策划的一个题为“大集体”的展览，邀请了罗永进和庄辉参展。罗永进义无反顾使人忧伤的建筑照片以巨大的尺幅挂满了墙面。对面的墙壁，是庄辉的集体照：成百的战士、工人、学生和售货员的形象吸引了无数的镜头和观众的眼球。今天中国的现实在视觉景观上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令人生畏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无法遏制的水泥的泛滥。
和四川艺术家熊文韵的接触给予罗永进认识广袤的祖国另外一种现实的机会和尝试饶有趣味的主题。小熊身材娇小但是个性分明，她是旅居日本的四川艺术家。她的行为艺术是穿越从四川至西藏的险峻道路，因为作品需要被记录和保存，罗永进被邀随行。这段公路每年都有很多货车司机丧生并且是汉族地区的日常消费用品和藏区木材的繁忙交换地。小熊用彩虹的七种颜色涂在货车中的木材身上，或用彩色蓬布把货车的车厢覆盖起来，用彩布把路边小修配扂的门封起来。她的作品与货车司机或者长途车旅客一起分享艰险未知的旅程。蜿蜒的道路上布满悬崖峭壁和陷阱般的拐角。罗给我描述某次旅程，汽车的挡风玻璃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彩色塑料布，挂在司机的前面，勉强挡住风雪，中间挖出一个洞以便看清方向。在1999年和2000年罗永进除了拍摄沿路所见的人物和风景的照片外，还拍摄了许多记录小熊作品的照片。
一些细节揭示了这一片似乎亘古不变的世界的当代生活：比如我发现有张照片是一位身穿深红色僧袍的喇嘛手上拿着移动电话。其他很多照片打破了我们习惯的古典的构图方式。嘶叫的驴子或者是好奇的儿童都充满了动感，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被拍，勾勒出来的景象非常有特色。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市，而是具有浓郁装饰风格的典型藏区。罗永进的眼睛不再去关注民间习俗，而是关注特殊环境的真实性及每一个人和地方的独特之处。
2000年，罗永进在洛阳认识了法国摄影师和摄影活动家阿兰.朱利安。那年，阿兰和他的妻子在洛阳工作。在当地的摄影师和其他朋友特别是非常活跃和慷慨的王豫明先生的努力下，阿兰考察了美丽的小城平遥。平遥坐落在山西省南部，至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城市格局。这激发了阿兰要在平遥举办国际摄影节的愿望。罗永进和阿兰.朱利安的友谊促成了他们之间持续的合作，促使罗永进近年多次在法国举办展览。
2000年底，罗永进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和一位国外艺术家合作，拍摄他在万里长城的一段城墙制作装置艺术的过程，确切地说，是意大利罗马涅地区的艺术家路易吉.贝拉尔迪构思的“100风琴”的东方“韵律”。被邀请的有景观建筑师乌塔.佐尔西.米尔曼、艺术心理学家毛栗子.朱弗雷迪和摄制师骆保衡。我们驻扎在距离大海不远的河北山海关一家狭小的宾馆里，用20多天的时间，制作这个复杂的装置。这是最后几次被批准在长城上创作当代艺术的其中一次（艺术家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则是最早之一）。那次，一百根长约5米、直径20厘米的竹子专门从中国南方运到现场，经罗永进的一位哥们孔祥林先生多方奔走，当地的旅游局允许在确保完好的情况下临时占用城墙。在拂晓时参观这件装置，强劲的山风把每只风琴发出的嗡嗡声放大，真是难以忘怀的经历，更难忘的还有白天的合作和晚上与不同文化和不同职业的人士的聚会。罗永进的工作常常能够超越记录本身。他对作品、对风景、对人们、对我们的劳动诗意般的诠释是敏锐的情感和摄影人“眼光”的集中体现。
2001年冬天罗永进重访意大利，他把对中国都市中建筑物的关注延伸到意大利城市建筑物上。Le Vele di Secondigliano, il Corviale di Roma, il Pilastro di Bologna等等地方不断出现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镜头下，和博洛尼亚的Pavaglione，曼托瓦的茶宫还有其他很多的历史建筑物一起出现在2001年5月在北京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我策划的展览（“非常聚焦”）中。此次展览是他和奥利沃.巴尔别里的摄影联展，巴尔别里的颜色和经过特别的调焦的作品与罗永进的“墨分五色”的作品相映成趣。
假如某些反映都市的照片使人联想到罗永进所居住和工作的大部分中国大城市的毫无特征的宏大规模，他本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成长起来的地方。作为中国内地的重要的农业中心，这里简单朴素的人们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生活。是他们使得沿海地区的奢华和现代化成为可能。只要一有时间，罗永进就独自一人或者和熟悉的洛阳摄影师一起去河南农村观赏重大的季节性民间庆典，其中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节日，是在农历春节刚过后举行的“马街书会”。这天，整个地区的说书人都聚集在一起，借助各种乐器、麦克风甚至是简单的打击木条在观众面前表演，吸引观众的注意以选出最好的说书人。这曾经是各地都存在的一个宝贵的传统，但是今天却被大众传媒的标准化所取代，并且恰恰在见证了中国文明的诞生和演变的这片土地上继续蔓延。在普通话里，“中”一词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正好是用（中原）来称呼河南省。
罗永进没有时间关心自己，也没有留意自己给自己拍照。2003年我邀请他参加中国艺术家的自拍像系列展第一回“都是我”，当时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而他给出的答案跟他之前的作品完美地连贯起来。他用特殊的方式，使摄影在他手上成为不是瞬间的见证，而是整个生活的见证。罗永进用马赛克拼贴的方式把不同时间自己脸的局部拍成彩色或者是黑白照，把它们放大、排列直到看起来像一个令人不安的大面具。这里能分辨出一只眼睛，那里能分辨出一条皱纹，那里又是一束头发，这些容貌特征是从他几个月大直到今天的照片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照片一张张并列放在一起，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经验、情感、“不幸的遭遇”的产物…… 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最近几年罗永进经常被邀请到国外参加展览，足迹遍布欧洲（法国、德国、波兰和英国等）和亚洲（韩国、泰国等），他工作的节奏也越来越快。每当没有教学任务，他就在暗房里或者电脑前工作（他有时也使用数码相机拍摄），但是他最喜欢的时光是在辽阔的国土上系统地、孜孜不倦地旅行，发掘有趣的地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被毁掉的建筑物、景观和传统深深地折磨。现在，只有最偏远，最不为人所知，最贫穷的农村还保持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模仿的魅力，它的美完全是独特的，完全是真实的，完全是令人感动的，但是却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夹杂着激动和无可奈何的心情，罗永进似乎感觉到要为所有人肩负起一项重要的任务，因为要让后辈人也知道他们所失去的东西。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带着照相机，去发现各种各样的“真实”。（也有国外的朋友如阿兰 · 朱利安或者波兰的摄影师波格丹 · 科诺普卡参与其中）
罗永进意识到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或者仍艰难地生存着，他借助照相机，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和“全球化”的后果记录下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建筑物整体的照片具有严谨性和现代的棱角分明的线条，而人物的照片能够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它们充满了生机同时也呈现出生命的不完美。
2001年博洛尼亚 - 2006年安圭拉纳 · 沙巴兹亚
翻译 胡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