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长明，一名古时日本隐士，蛰居于方丈大小的草庵中，回望半生所经历的人与事，曾用淡泊清正的文字写道：春观藤花，恰似一天紫云；夏闻郭公，是吾生指引；秋听老蝉，得人生疾苦；冬眺白雪，积而消逝，如我一生罪障……

    从刘川到刘圳杰，一门四代，时间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图像积而消逝，如是闻。

    刘川，我的爷爷，我从没见过他。他的经历与生卒是家族的秘密，奶奶与父辈们终其一生只字不提。我只在中年后才见了他的一张肖像照，照片上的他面容温和。还有一张照片的背后留有文字，那是他拍的刚刚半岁的父亲，笔迹清逸。

    刘裕华，我的父亲，1946年生人。因为喜欢拍照，在那个相机稀少的年代，这个技能让他从一名小县城工厂里的青年车工，渐渐变成基层群艺馆的文化干部。后来，他被省城电视台调去做了第一批的记者，而我们的家也由此从农村搬进了城市。

    我是刘劲勋，1971年生人，受到父亲影响喜欢拍照。90年代大学毕业后，在那个人人扑腾着“下海”的浪潮里开了一间婚纱影楼。十年后影楼倒闭，开始自由身份的拍摄，名为“艺术创作”，实质是反复自愈的最后防线。

    刘圳杰，我的儿子，2001年生人。这代人遇到最内卷的童年和少年。大学毕业时，他们站在一条分界线上：一边是延续千年的“人人分工”秩序，另一边是AI开启的“人机协同”新纪元。他目前在北京一家外媒工作，相机成为重要的工作工具。

    四代人，从民国初年的家庭留影，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宣传纪实，再到当代艺术的观念探索，最后到全球化的媒体工作——这个展览不仅是近一个世纪民间视觉文化演变的微缩切片，也是摄影在中国家庭中的角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