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Christopher Taylor 戴乐
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两幅画:在我卧室的墙上有两幅招贴画,描绘的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个小孩儿和一群红卫兵正挥舞着“红宝书”. 在中学时代,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是一个毛主席的崇拜者,他曾向我们介绍过”红宝书”.1988年,当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现在看来,如果我那时的照片是刻意在寻找异国情调的话, 那么我的首次中国行则是自我发现之旅的前奏.这可能是对Simon Leys的言论最深刻的个人注解, 他说,“中国是一个异类,缺少了她,欧洲就不可能对本土文化形态有全面的认识”。

当我1994-1995年冬天再次来到中国的黄河流域时,我明白了深深吸引我的是事物永恒的更迭。千百年来,风沙夹杂着尘土铺盖在这片土地,土地又被河水淹没。淤泥的过多淤积,使黄河的河床升高,洪水周期性地冲刷着这片土地。2000年后,我沿着黄河流域主要去了一些西部地区,目前展出的照片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我的作品试图浓缩并呈现出一种分明的对比: 空虚或充实,天空或大地,微小或巨大。然而“碑”并不是故弄玄虚,它是一次只能在中国完成的大规模探险的收获,也是对Victor Segalen作品表示敬意。